（十）
算起来，我与父亲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时间，大致与十年文革的时间重叠。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分，前 5 年（67--72 年）我们住在浙江山区龙泉县城，是我由童年进入少年的时期。10 岁到15 岁，后 5 年（73--78 年），我们全家搬回了乐清的老家，我也由少年进入青年，16 岁到 21 岁。1978 年夏天，我坐温州轮去上海读大学。
遗憾的是，对于文革时期父亲的经历，我的记忆非常单薄。1967 年，我与二弟回到了父母身边。那一年，父亲四十出头，已经育有五个子女，一字排开，从老大的我，10 岁，到最小的妹妹，1 岁。当中有三个弟弟，分别是 7 岁、6 岁和 4 岁。家里雇有一个保姆。不久以后，最小的弟弟和妹妹又被送回乐清家乡寄养，只有当时陆续进入小学年纪的我和两个弟弟留在龙泉。在龙泉，我从二年级，读到五年级。1971 年，我从小学毕业了。
回忆起来，我的小学阶段是快乐的。山区的孩子比较单纯，我很幸运从一开始就交到了几位好朋友。那时候父母对我的教育理念也简单，做一个勇敢勤劳不怕苦的孩子，与伟大领袖的五七指示的精神一致。我与山区的同学混在一起，周末，与他们一起去山上砍柴。以前在外公家，我因为是家里最小的，在劳动上一直受娇惯的。现在被父母作为长子来培养，我虽努力做出勇敢的样子，其实心里蛮有委屈的。好在山里孩子粗野却善良的友谊鼓励了我。在两个弟弟面前，我是一个大哥，是他们的保护和靠山，一起砍柴，一起玩耍。我们也闯了很多乱。一次，我带领两个弟弟砍柴，发现一片浓密的树林，比平时山区孩子带我们去的山地要近得多，不需要走很远的山路。我大喜过望，立即吩咐两个弟弟改变计划，今天就在片树林里砍柴了。一会儿工夫，我们就被人抓住了。原来这片树林属于烈士墓的园林，是禁止砍伐的。难怪这片林子长得规规矩矩、郁郁葱葱。我们犯罪了。被关在小房间写检讨。我用了一个假名字迅速地写好了检讨书，就被放出来了。回家后我们也没有告诉父亲。他不需要知道，就好像我们不需要知道他的许多事情一样。这也许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严肃认真地撒谎，并在危机中自我拯救。我还第一次体验到了，即便与自己最亲近的人，也有保持秘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我之所以在这里记录这个小故事，是因为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在那个年代的人文环境，“诚实”（往往被习惯地称为“老实”），似乎不是一个受褒奖的品格，反而还带有明显的贬义，近乎与“无能、愚蠢”接近了。在许多人的眼中，我父亲是比较“老实”（其实是正直诚实）的人。我似乎天生地也是。可是，那时候的我们，好像对自己被这样归类定位，感觉很纠结，甚至还有点不服气。因此，像上面那个小故事里，当时的我，会把这一类急中生智的“不诚实”，当作值得纪念的自我突破和成长的记录呢。从此以后，我通过对大人的察言观色，也学会了属于那个时代的、最基本、最普遍的生存技巧：伪装和撒谎。（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我就不再一一记录了。敬请亲爱的读者原谅我。）
在那些岁月里，记忆中的父亲与我们是陌生疏远的。主要原因是，父母俩作为单位里的当权派，都在各自的单位里受到了运动的冲击。我至今还记得母亲带高帽接受单位群众批斗的场景。当时这样的场景比比皆是，见怪不怪。加上母亲天性乐观，没有觉得是一件天大的事。毕竟在“当权派”这个头衔里，仍然有一种受人器重的成分在里面，毕竟不是谁都能成为“当权派”的。在我的回忆里，这种戴高帽批斗情景，没有发生在父亲身上。后来才知道，父亲出于对运动的敏感（也是一种政治智慧），在文革初期就感觉到一种威胁。在揪当权派运动还没有在基层里正式发动以前，他就与我母亲商量，借着一次病假的机会，一个人逃离龙泉，去温州的医院养病去了。因此，那段时间，只有我们三个兄弟和母亲一起，留在了龙泉，共同经历了那段混乱的岁月。
那时候，学校里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破了，完全是政治化、军事化管理。我们都是红小兵，班级的头目叫排长，年级的叫连长，全校的叫营长。学制也压缩了，小学是五年就毕业了。我也许因为性格温顺，听老师话，成绩也好，一直被老师培养当排长，最后一年甚至当上了连长和营长。因为那时候社会上流行读书无用论，所以我没有因为成绩好，感觉有什么可骄傲的。记忆中我父母也没有因我成绩好特别赞许过我，反而希望我能够像其他农家出身的同学一样，长得蛮横粗野些，不要太文质彬彬的样子。他俩对我们的教育，基本上与社会上主流意识相一致，读书无用论，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劳动的技能，要勇敢，要培养强壮的体魄。只可惜我天生不善于户外活动。因此总是自觉卑劣无用。同样在这段时间里，也许因为父亲不常在身边，再加上学校里也没有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功课压力，我和几位弟弟倒是过了几年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野孩子的生活。街道上喇叭里没完没了的高昂的革命歌曲，敲锣打鼓、呼口号、跳忠字舞的热烈气氛，成了我们童年和少年时代生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