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我相信，发生在 l971 年的林彪事件，像一记春雷，惊醒了中国数以亿计的“螺丝钉”，刺激他们用自己的头脑作独立思考和政治判断。两年以后，1973 年，国家的形势发生了更戏剧性的转变。那年三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版图上，正在酝酿着下一个不确定的全新的能量。邓小平务实的纠偏和调整政策，似春风绿江南，各行各业，气象一新。父亲在家里也不再低沉消极了。他开始意识到人生的短暂，感觉到了对在山区龙泉的工作和生活的厌倦。有一天，他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大胆的念头，一个突然让他充满盼望的念头：想办法离开龙泉，调回家乡乐清工作。这个念头之所以非同寻常，近乎逆天，是因为，对于我父母这一代人来说，自参加革命那一刻起，他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来安排了。过去的 20 多年以来，无论工作多么艰辛，无论在各种运动里遭受多大的委屈、歧视和压力，“为自己谋利益”的念头，从来都不会从脑子里闪过。突然有一天，这个奇怪的、近乎逃兵的念头，居然从脑子里冒出来，还像夏日田野里的蛙鸣声挥之不去。我相信，一定是父亲先有了这样的念头，然后激动地、偷偷地与我母亲商量，最后得到了我母亲的首肯和支持。这只能是一个秘密计划，因为在当时的主流信念里，如此动机一旦公开，一定会被大多数同志鄙视、阻拦和破坏的。
实际上，这个计划除了与当时的主流观念不合拍以外，在具体操作上也是困难重重。第一、60 年代早期从沿海温州地区调到龙泉工作的干部，也有一批人。如果你们夫妻调回温州，其他人怎么办？特别是那些长期分居两地的干部怎么办？第二、干部工作调动要经过县委常委会通过，能通过吗？第三、即便龙泉方面愿意放人，乐清组织部方面愿意接收吗？总而言之，这件事情要成功，首先要有一个言之有理、其他人又不能轻易模仿的调动理由。这次，父亲的生命能量被激发了。他精心策划，运筹帷幄，紧锣密鼓地布局，母亲一步一个脚印，聚精会神，推动和落实。前后花了一年多时间，使这件在旁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计划，最后成功了。
在这里，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这件事，是因为这件事情，在我父亲的一生里，其意义之重大，不亚于1948 年父亲 22 岁弃学投身革命的壮举。让我这样说吧，从清末民国初开始的中国近代史，以革命为主题的时代浪潮，一波紧接一波，无情地把无数平民百姓卷了进来。历史进程犹如海洋，波澜壮阔，却也是潮起潮落，自有规律；时代之流的河道，终究会在不经意处转弯拐道后，重新出发。1973 年就这样一个不经意的转折点，一个从未来的新时代发出的微弱信号：这个世界里的红色太多了，终究要换成灰色了。饱经风霜的父亲，似乎预先感知到这一切了，并提前作出了人生的第三次战略转变。从年青时代一如既往的激情冲刺；到 1962年下放龙泉以及文革的前五年，他驻足留步，生儿育女，韬光养晦，革命生产两不误；再到1973 年，审时度势，激流勇退，举家搬迁，成功完成了关乎后半生以及一家人的生存环境的战略大转移。如果说，25 年前，父亲孤胆英雄，离开温州，回家乡打游击；这一次，他不再孤身一人了。他带着全家大小七口，还有大量龙泉山区特制的优质木质家具，坐着一辆运货车，浩浩荡荡，峰回路转。可以听见父亲心里在呐喊：“告别了，龙泉山城。告别了，乌托邦的理想！你好，家乡的山！你好，家乡的水！我，还有我的后代，都平安地回到你的怀抱了。”这一年，我父亲 47 岁，我 16 岁。因为刚刚从初中升到高中，如果回到乐清，如何转学插班都是未定之数，父亲同意我一个人先留在龙泉中学住读。一年后，1974年，我也回到了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