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写到这里，我意识到，虽然我在写父亲，但此刻的我已是年近 60，而我笔下的父亲，还只是一个而立之年的中青年。如果我们愿意从这个视角看去，这里的父与子的故事，已经不是 2 个人，而是一个三人行的故事了：一位是在命运之激流里努力淌水前行、而立之年的“父亲”，一位是故事中那位对世界和人生懵懂无知的“儿子”，还有一位就是此刻已过 “知天命”年龄的“我”了。
我至今仍在反思，父与子的关系，其实越单纯就越符合人性：他是生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儿子。这样的关系已经足够可以包含天地间所有的情感和爱了。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够体验到这其中的强烈和丰富，我们怎会要求任何其它的内容和条件充斥其中呢？在此以外一切都是外添的。可是，这个世界上又有几个人，能够成功地做到对单纯的父与子的关系不再要求呢？人为什么做不到呢？？？这些问题，要一直等到今天的我，在年过半百，读了《圣经》以后，才开始有了些许的朦胧的领悟。
言归正传。在我出生的那一年里，父亲有幸逃脱了被带上右派帽子，这件事情其实也不完全是侥幸的缘故。从父亲晚年里对我们子女断断续续不经意的回忆中，我得知父亲政治上的反思意识，早在新中国第一场政治运动（1952 年的三反五反）就被触动了。他在目睹了自己所敬重的同志在运动中无辜受迫害，就开始观察并反思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用俗话说，从那时候起，父亲就渐渐成熟并现实了。天性中正直公义之个性，要求他在复杂的人生环境里，学习言行谨慎、内敛务实的功课。久而久之，当年那个带头闹学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形象，渐渐远去了。这八个字：“言行谨慎、内敛务实”，从此成为我们几个子女脑海里的父亲的形象，而日趋加强了。
如果说，词典里有哪个名词，对我父亲的一辈子，无论在外在可见的人生轨迹，还是在内在不可见的心理精神上，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这个名词就是“成分”。唉，在今天的年轻人耳朵里听起来，还以为这只是一个化学书本里的名词呢。不是的！在上世纪的中国近 30 年（1949--1979）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貌似平常的名词，却具有最邪恶、最蛮狠、最现实的魔力，把生在那个年代里的中国人的灵魂、精神以至于肉体，用泰山般的重负压在下面。“成分”把中国人所有的家庭，无论是男女老少，还是城市乡村，一网打尽。对其中一些人意味着中彩般的好运，但对其中另一些人（数以亿计！）却是无情的咒诅。不幸的是，我父亲的家庭，被命运划入后一类，中了黑色厄运的头签：“地主”。
如果今天有年轻人问我，什么是“成分”？真是一言难尽。时钟要转回到1950 年，如果追溯到解放区的土改，那年代就要更早了。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在新政权下的中国实行土地改革，根据每户拥有的土地和其它财产的多寡，把人划分成一定的阶级，叫做“成分”，在农村里相对富有的家庭被归类为“地主”，其次是“富农”、“中农”、“下中农”，最穷的叫“贫农”。排在前面的“地主”成了新政权的最大的天然敌人。令人吃惊的是，在那个年代，在强有力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下，这一切荒谬竟然显得天经地义，大多云云众生对其正义性不容丝毫的怀疑。
唏嘘。如果说，“理想和革命”是我父亲 24 岁以前的人生的主旋律，那么，“地主成分”，这个如同旧约圣经里的“麻风病”一般令人憎恶的专有名词，就像一个刻在人前额上的印戳，就成了父亲一辈子如影相随、无法逃脱的梦魇。这个曾经如此可怕的名词，如今已经是恍如隔世、近乎滑稽、不可理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