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知识的“五项分类法”
为什么说，在上述五项分类中，前 1-3 项是“源头性知识”，而 4-5 项则是从经验理性里派生出来的知识呢？这次借着认真“阅读”阿奎纳的“生命文本”，让我面对这个问题，收获了意想不到的“理解与领悟”。
让我们再一次注目“五项分类”，并尝试作更精准简要的表达。
第一项：《圣经》的特殊启示（“圣经”）
第二项：犹太人信仰实践与基督的教会（“教会”）
第三项：古希腊文明中的理性精神（“理性”）
第四项：外邦人文化中的传统与前见（“传统与前见”）
第五项：人类对自然与历史的经验与知识（“经验与知识）
（1）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上帝不仅是物质世界的创造主，更是人类精神、意志、理性、思想、情感、和创造力的源头。因此，我把“圣经”列为人类知识源头的首位，在基督徒看来，是无可争议的。
（2）《箴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 9:10）上帝的智慧无一例外不是通过具体的人进入人类社会再传播开来的。作为一个群体犹太民族被上帝选作祂的选民。《旧约》记录了犹太人先知和列祖带领民众与上帝互动信仰实践的漫长历史，《新约》记录了耶稣基督与使徒们的事迹以及教会的诞生。就最广义上说，“教会”一词概括了人类自被造以来，在三位一体神的启示和带领下，最真实的生命经历、体验与实践的伟大见证。因此，我把 “教会”列为人类知识源头的第二位，是合乎情理的。
（3）为什么我把以古希腊三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斯多德）为代表的人类理性精神（“理性”），列为人类知识源头的第三位？很简单，没有理性，哪有人类思想和知识？所有的哲学都承认，理性是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的根据，是上帝造人时在先祖口里吹进来的那口灵气。现在看来，古希腊文明中苏格拉底代表的质疑精神，柏拉图高举的先验理性，还有亚理斯多德崇尚的经验理性，在万邦万民中如此脱颖而出，成了全人类的理性之灯塔。因此，我把古希腊文明的 “理性”精神，列在“圣经”与“教会”之后，作为人类知识源头的第三位，应该是无可厚非 的。
（4）若用历史进步的眼光看，各民族的“传统与前见”里充斥了太多的谬误和偏见，有待后代人纠偏和批判，特别在那些不以神为中心的外邦人中。既然如此，为什么我还把外邦人的“传统与前见”，列为人类知识源头的第四位呢？—— 首先，常识告诉我们，人类知识都是在历史长河里沉淀与积累的结果，通过不断探索和纠错而获得的。而且，按照阿奎纳“类比说”，可以把所有的 “传统与前见”，看作是前人留给后代的“类比式”文本，除了传达前人的谬误与偏见以外，同时也传达前人对真理的领悟与洞察。既然如此，我把“传统与前见"列作人类知识来源的第四位，也就不奇怪了。
（5）我把第五类归给人类的“经验与知识”，即人类应用“经验理性”，包括先天的认知理性能力+后天的实践经验，通过对大自然与历史现象的观察和体验，不断积累和传承的各类关于世界的经验与知识。注意，在第 4-5 项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边界，都属于“传统与前见”，只不过第 4 项偏向哲学思辨类，第 5 项偏向自然与历史观察类。另外，在阿奎纳时代，人类关于世界的大量真知识，只能算是处于萌芽前的潜伏期。还要等到一个多世纪以后才真正启动并进入勃发期，带来了后来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与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
第八部分：“种子三要素”与“时间，空间与因果律”
我在上面用了“潜伏与孕育”一词，来传达“种子埋在地里”的意象。下面我要采用“时间，空间和因果律”的观察框架，来进一步分析“种子三要素”是怎样在上帝之手的牵引下，在时空和人类历史里，应时发生的？
（1）时间；（自问自答）关于什么的时间？当然是关于种子的时间。什么是种子？若我们继续沿着 “五项法”分类的亮光，那么在“种子”概念里有三个要素，也就是上述三个“源头性知识”。对应的时间分别是，
圣经：从摩西写《创世纪》开始（大概在公元前 1600），到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结束（公元 100 年），时间跨度大约 1700 年。教会：耶稣诞生（公元 0 年）到耶稣升天（公元 33 年），这期间基督在地上的教会诞生了。
理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泛指神造人时赐予人的“那口灵气”。二是特指古希腊先贤们所开启的理性思辨精神。后者对应的时间是公元前 600-400 年。
（2）空间：（自问自答）“种子三要素”对应的空间在哪里？分别是：
圣经：希伯来民族的生存与活动地域，即中东地区。
教会：基督在地上活动的区域，即中东和以色列地区。
理性：若用泛指的理性，则是整个人类活动区域（地球）；若用特指的理性，则是希腊巴尔干半岛。
（3）因果律：（自问自答）什么是发生“种子孕育”事件的基本条件？是“种子三要素”在时间与空间上碰撞到一起。对此，我们再作具体的时间与空间分析：
在耶稣降世以前：因为教会还没有出现，所以“三大要素”不可能在时空上“碰撞到一起”。而且，代表第一元素（圣经）的希伯来文明与代表第三元素（理性）的希腊文化在空间上基本上处于分割状态。
在耶稣降世和教会诞生以后：因为耶稣和使徒们是时空上在一起，所以第一要素（圣 经）和第二要素（教会）碰撞一起了。但是，它们与代表第三要素的希腊文化仍在时空上处于隔离状态。
教会诞生到阿奎纳时代以前：随着罗马帝国在欧洲的扩张，第一要素（圣经）随同第二要素（教会）一起进入了欧洲和意大利。虽然希腊文明三杰中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文本在公元 2 世纪（奥古斯丁时代）被发现并翻译，但是，亚理斯多德的文本还在岁月的烟尘里沉睡。一直到了公元 10 世纪（安瑟伦时代），亚理斯多德的著作才通过伊斯兰学者的翻译和注释，开始陆续进入欧洲的精英圈子。
阿奎纳时代的意大利：大量翻译成拉丁文的有关亚理斯多德的著作与注释，进入了意大利神父大阿尔伯特圈子的思想疆域，其中就有阿奎纳年轻活跃的硕大脑袋。因此可以 说，等到阿奎纳时代的意大利，“种子三要素”终于在时间与空间上“碰撞在一起”了。这里的“空间”除了地域空间的含义以外，更是指那个时代人脑袋里的“思想疆域”。
看来，我采用最简单的“时间、空间和因果律”观察框架，解释了为什么在人类 6000 多年文明发展史上，阿奎纳时代的意大利具有继往开来的划时代意义。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代人观察到的“人类学科知识大爆炸”，不是发生在奥古斯丁或者保罗之后，而要等到阿奎纳之后？
第九部分：教皇腐败、战争与黑死病
读者也许会觉得诧异，我居然用“时间，空间和因果律”这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观察框架，在错综复杂的事件中寻找上帝之手带领的踪迹！是啊，为什么不可以呢？（顺便说一下，我最近阅读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其中叔本华说，世界（包括其中发生的所有事情）的基本形式，不是别的，就是“时间，空间和因果律”，简单到了令人吃惊。）—— 联想到《传道书》 3 章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看来，人唯有在“时间，空间和因果律”的表象里， 寻觅神带领的踪迹！
就这样，除了亚理斯多德学说文本在欧洲被重新发现这件事以外，我还找到了如下五件大事，很可能与神在阿奎纳文本里的宏大旨意有密切关系。
（1）教会办学校风气的兴起。—— 11 世纪的安瑟伦时代开始，到了 13 世纪的阿奎纳时代已经有了大学的模样了。
（2）印刷术在欧洲的发现。—— 12~13 世纪间， 随着蒙古帝国和十字军东征两大事件的交汇，欧亚之间发生了密切的交流，将东方的雕版印刷技术带到了欧洲。到了 15 世纪中期，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现代金属活字印刷术，推动了文本的大众传播，为当时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罗马天主教日趋僵化和腐败。—— 11 世纪中叶，经过了长期的教义纷争，只要是双方对奥古斯丁主义持不同意见，罗马天主教与拜占庭东正教终于分道扬镳而分裂。之后西方罗马天主教无论在教义的理解上还是在信仰的实践上，都日趋僵化与腐败，促使教会里的真信徒对教义的权威提出了发自内心的质疑，直接导致了 16 世纪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运动。
（4）十字军战争与蒙古入侵。——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起因的战争，但都发生在中世纪后期 11-13世纪的欧洲。 十字军东征（1096 年－1291 年），是一系列在教宗的准许下，由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对他们认为是异教徒的国家（地中海东岸），发动持续近 200 年的宗教战争。
蒙古入侵：1236 年成吉思汗率领着蒙古军队横扫欧亚大陆。蒙古军队踏上了西征的征程。1241 年，蒙古军队兵分两路，开始向波兰和匈牙利发动进攻。当时除了法国，几乎欧洲大陆所有的大国都已经被蒙古人消灭。后因为蒙古大汗窝阔台病逝，蒙古军队才匆匆撤退，让欧洲人避免了被征服的命运。
（5）黑死病。—— 1346-1353 年，一场鼠疫从天而降，席卷整个欧洲，夺走了 2500 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 1/3。其中意大利和法国受灾最为严重。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故乡佛罗伦萨，80%的人得黑死病死掉。在惨状前，薄伽丘惊呼：“天主对人类残酷到了极点！”
读者也许会纳闷，上述“教会办学”与“印刷技术”与阿奎纳的事业有关系可以理解，但“腐 败，战争与瘟疫”与阿奎纳有什么关系呢？为了理解这里的“因果链”，我们需要看清楚阿奎纳的事业到底是什么？准确地说，并不是阿奎纳一个人的事业，真正问的是，以阿奎纳为标志的 “阿奎纳时代的使命”到底是什么，需要上帝不惜动用战争与瘟疫来助其完成？对此，阿奎纳的生命文本给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启迪。
第十部分：经院神学的使命
我认为，世俗史学家，甚至许多教会里的史学家，都严重地误解了经院神学的历史意义。他们指责说经院神学企图让“哲学”成为“神学的奴仆”。这种说法只看到了历史现象的表面，没有看见历史现象的本质。我的意思是，即便这些伟大的经院神学家本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确实在主观上认为，哲学应该是“神学的奴仆”，但从历史的客观意义上看，正是他们的工作，让哲学得以在几个世纪以后的启蒙运动里逐渐作为独立的人文学科，从神学和形而上学里分别出来，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机会。
我还认为，上面所说的这一点还不是最重要、最本质的。当我们站在 21 世纪的今天回首过去的一千年，我们才看清楚了，这些出现在 11-13 世纪的经院神学家，他们的真正价值，不是让“哲学”和后来的“科学”从神学里分别出来，更重要和更本质的是，是让“神学”自己得以从宗教的捆绑和压迫下解放出来，真正走进普通平信徒的日常生活和信仰的实践。
回首中世纪至今的千年历史，我们看见，上帝借着罗马帝国的权势，把教堂和十字架全欧洲的地域上扩张；也借着罗马教皇发起的十字军东征武力，与伊斯兰人争夺疆域。但是我们深知，基督教真正的扩张是无形的思想疆域的扩张。在这个意义上看，基督教征战的武器不是刀与火，而是思想和书本。真正的战士也不是中世纪的骑士，而是接受了基督教思想的中世纪教会里的忠诚坚贞的信徒。
有了上述看见的亮光，我们就触摸到了神在经院神学家们身上的旨意了：让基督教神学走出宗教的精神禁锢和教堂高耸的围墙，大踏步地进入上帝创造的整个世界的万事万物中去，让使徒保罗关于“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的意象，得以在人类生活中真正展现。
于是，历史的使命落在了 11-13 世纪以安瑟伦、阿伯拉尔、大阿尔伯特、阿奎纳安瑟伦为杰出代表的经院神学家身上。他们征战的战场和前线，不是别的，就是当时教会办的各种学校，和教会体制外的机构与民间团体。例如，大阿尔伯特与阿奎纳积极参与的“多明我会”就是其中一只精兵。对此我在后面还会讨论。
第十一部分：阿奎纳与挪亚
让我们回到上次留下来的问题：既然经院神学的使命只是思想疆域的扩张，为什么需要上帝动用战争与瘟疫，来助其完成？
对此，我的合理猜测是，完成这个使命一定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而是极其困难，以至于上帝需要动用特殊手段为阿奎纳清场开路。那么，（继续自问），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曾观察到哪些高难度的使命呢？（自答）以下是我想到的前四个最难的例子。
第一难的例子：耶稣基督在地上完成对人类的救赎。手段：十字架。代价：圣子耶稣在地上的生命。
第二难的例子：帮助基督徒在地上建立基督的教会。手段：罗马帝国的兴起与灭亡；基督徒在地上的试炼。代价：使徒与初期教会所经历的各种大迫害，包括大规模殉道试炼。
第三难的例子：帮助亚伯拉罕与摩西等以色列先祖在地上建立犹太教的祭司国度。手段：包括战争、饥荒、瘟疫、自然灾难在内的各种地上的试炼。代价：从亚伯拉罕开始以色列先祖、先知和整个民族延续上千年的试炼与苦难。
第四难的例子：帮助挪亚重建人类清洁的世代。手段：大洪水。代价：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以外的全世界人口（据专家合理估算达十几亿人）的生命。
顺着上述思路，把经院神学的使命，看作仅次于，或接近于，挪亚使命的例子，似乎不算太离谱了。挪亚的使命是，通过重新繁殖人类的世代，最终达到一个基督做王的新世界；阿奎纳的使命是，帮助中世纪的基督徒，以及后代的基督徒，不仅从有形的教堂里走出来，走进包容了万事万物的整个世界；更重要的是，让人类的心智从各种有形无形的捆绑里解放出来。这样看来，阿奎纳与挪亚的使命是在同一个征途上相隔了数千年的不同阶段而已。它们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建立一个基督做王的新世界，也就是保罗说的“基督的教会”。
第十二部分：阿奎纳 vs 挪亚，孰难孰易？
若用一个简单的类比，挪亚只需在上帝用大洪水清洗干净的空白地基上盖高楼，而阿奎纳却要在老旧的城区里做拆除和重建的工作。言外之意，阿奎纳的使命似乎比挪亚的还要难得多。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挪亚的工作几乎从零开始，而上帝为阿奎纳时代预备好了基督的教会。换言之，上帝在人类上古时代就开始的工作，到了阿奎纳时代，已经是果园飘香了。从这个角度 看，前辈挪亚倒像播种和耕耘者，后辈阿奎纳却只能算是收割者。挪亚所播种的（向耶和华设立祭坛）的信仰种子，在亚伯拉罕家族的生命里扎下了根，再通过大卫王血脉的千年传承，最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以彰显。这一切都被忠实地记录在圣经的文本里，犹如使命的火炬，交到了阿奎纳时代教会的手中。
有了这样的视野，我们对思考“上帝为什么需要用战争与瘟疫来协助阿奎纳完成其使命？”，就不会觉得毫无头绪了。试想，与挪亚面临的全球性大洪水的灾难相比，出现在欧洲 11-13 世纪的地区性的战争与瘟疫，还有今天的冠状病毒疫情，加在一起，都不算什么了。
还有两个相关的问题还没有解决。1. 对于那些不幸在战争与瘟疫里死去的人，上帝这样做公平吗？2. 既然阿奎纳的使命是思想疆域的扩张，上帝用战争和瘟疫消灭人的肉体，有必要吗？
公平吗？有必要吗？
关于“公平”的问题，我们在讨论《创世纪》6 章大洪水时，曾做了非常深入的讨论。另外，请参考《创世纪》14 章，在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城居民向上帝求情的对话里，上帝曾亲自回答了亚伯拉罕“这样做公平吗？”的挑战。上帝的回答是明确的，若有一个义人，我都会爱惜有加的。上帝说，你看我对挪亚以及一家人所行的恩典，再看看我对罗得一家所怀的仁慈。
不过，中世纪欧洲的情况显然完全不一样。我相信，在后来发生在欧洲的战争与瘟疫里，死难者名单里一定有许多上帝看为宝贝的重生基督徒。那么，如何理解落在他们身上的灾难呢？上帝 啊，你让他们与世人一起遇难，公平吗？
当我面对自己内心深处一而再再而三浮现出来的上述质疑时，圣灵总是会带领我一次又一次默想施洗约翰的生命文本，还有包括了耶稣的使徒，和历史上众多为信仰殉道的基督徒们。主啊，当我们指着阿奎纳时代说，看啊，这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我们难道不正是指着那些属于他们时代的基督徒美好的生命见证说的吗？对于他们来说，保罗说的好，最后的号筒已经吹响，祝福的时刻到了。“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林前书》15 章）阿门。
关于下一个问题，有必要吗？我的思考如下：先验理性（“神是美善”）告诉我，既然神这样做了，一定是有必要了，虽然我暂时还无法了解神这样做的理由。但根据亚理斯多德的哲学，人唯有在对人类经验的体验与反思里，窥探理解的亮光。作为一个特别的经验，这次上帝让我遇上了（目前还在经历中）人类历史上百年不遇的瘟疫，亲历了这种突如其来与死亡之神相撞所带给心灵震撼与恐惧，我们才吃惊地意识到，人在岁月静好里养成的（对生活的）短视与（对信仰的）麻木，是一种致死的惯性力量。这种力量如此的强大，即便对于被基督的恩典唤醒的心灵来说，也是如此。
我们内心里发出惊叹：上帝啊，感谢你用你的智慧和极端手段，拯救我们这些在岁月静好的短视与麻木里，灵魂正在死去的人们！
第十三部分：阿奎纳弟兄做了什么？
在挪亚的使命里，挪亚按照上帝的吩咐，盖了方舟，并把一家 8 口人和众多动物，安全地带到了大洪水后的世界，人类与动物重新开始繁殖。那么，在阿奎纳的使命里，阿奎纳弟兄到底做了什么大事呢？
首先，准确地说，上帝赋予阿奎纳的使命，并不是给阿奎纳一人的，乃是给阿奎纳时代以及阿奎纳之后世世代代众教会的使命。其次，我猜想，阿奎纳虽然专心致志地做了他的工作，但在当 时，他很可能压根就没有意识到，他的使命性工作是如此的重要性，就好比他锻造一把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并把它交给了后来的世代，从此以后，人类的学科知识发生了爆炸式增长；人类生存方式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这一切是如此的不可思议，我相信阿奎纳本人和他时代的人是无法想象的。
诚如我在前面说的，阿奎纳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最纯粹的样本。我的意思是，现代知识分子已经很少有他那样纯粹的了。他读书、思考、教书、写作。表面看起来，极其平凡，仅此而已。他既没有发明过什么，也没有创造过什么。在他的一生中，既没有在社会上担任过显赫的位置，也没有在教会里有过重要的头衔。他虽然出身贵族，却一生过得简朴与清贫。不过阿奎纳出众的学识与人品，倒是很早就受到他时代的人的关注和尊重。当时的教会也看出了他的才华乃是出于上帝，属于全教会的。尽管如此，来自教会官方的荣誉，还要等到阿奎纳去世以后很久。1323 年，罗马教宗把阿奎纳册封为圣徒，并赐他“天使博士”的称号。1567 年，罗马教廷再次赐予他“普世教会的博士”之头衔。就这些官方荣誉来说，在天主教历史上，只有 5 世纪的圣奥古斯丁可以与阿奎纳相比肩。
在阿奎纳的生命文本里，我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阿奎纳一生里始终不孤单。从童年直到他最后去世，阿奎纳总是有精神与信仰的同伴们围绕着一起。大概在 14-20 岁期间，他就认识并加入了一个基督教信仰团体，名叫“多明我会”（the Dominicans order)，最初成立于 13 世纪初的法国，很快就传入意大利等欧洲各地。该会的宗旨是倡导基督教的生活理念，属于教会体制外的民间性组织。其成员年轻而富有理想，坚持纯朴与贫穷的生活理念，过着边工作边乞讨的生 活，在当时日益商业化的欧洲城市里独树一帜，受到当时罗马天主教官方的重视。也是在这个富有活力的年轻团体里，阿奎纳认识了他的老师大阿尔伯特。阿奎纳因为身躯庞大又生性怯孺，被同学们昵称为“西西亚的哑牛”。但大阿尔伯特对阿奎纳欣赏有加，并向他的学生们预言说，有一天这头哑牛的吼声会震惊世界的。
成年以后，阿奎纳一辈子专心教书和写作，心无旁骛。他的大部分书稿，最初都是为“多明我会”的教学准备的讲稿和教学辅导材料，后来都收录在两部规模庞大的著作里。一部叫作《反异端大 全》（也有译为《哲学大全》）；另一部名叫《神学大全》，直到阿奎纳终年去世时刻，还没有完成。—— 这就是书生阿奎纳一辈子所作的工作。
那么，请问，那把阿奎纳锻造的后来让整个世界为之改色动容的神奇钥匙，到底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