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父亲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年轻时候的父亲，与我在生命经历中认识的父亲，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相信，因为时代的跨越，经历的沉淀，其中的变化一定是巨大的。但我有一种简单的信念，就是我父亲身上有一种很内在的特质，即便岁月沧桑，也很难被彻底磨去的。父亲是一个正直的人，表里一致、单纯善良、有正义感的人。他是一个简单的人，对人对事心中没有诡诈。他的这个特质贯穿在整个一生中。当然，时代的风云，也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如果用五年为单位，回顾和追念父亲的人生道路，那么， 1946 年到 l951年，是父亲人生最激动人心的开篇之章。这五年里，中国经历了最血腥残酷的国共内战，大江南北，山河变色。这五年，父亲从 20 岁到 25 岁，是他一生中最激情浪漫的黄金年华。与那个时代的众多平民青年一样，他所有的青春、理想、和牺牲，都离不开那个时代的革命崇拜的烙印。一个初出茅驴的少年学子，只身离开了家乡，进入江南名城温州高等商业学院求学。可是，仅仅在两年后，他居然被迫弃学从军，成了一名餐风露宿、肩挎手枪的年轻游击队员。站在今天的我的角度，失去了那个时代的现场感，无法想象父亲是如何完成这样一个急剧的角色转换。
当我父亲后来向我们回忆起那段岁月的时候，他不可避免地用使用了红色中国的主流话语来描述那一段经历。他说，因为他对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非常不满，因为追求真理，向往光明，他在温商读书期间，就接触了学校里共产党地下组织，并开始阅读当时在同学中流传的左翼读物。后来顺理成章地发展到参与了闹学潮运动，就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青年学生手拉着手，拉着横幅，义愤填膺地高呼“反内战、反饥饿、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去年春节，我与二弟一起，特别拜访了父亲当年在温商读书时的同学好友胡锡深伯伯。据胡伯伯回忆，父亲在当时的同学里，属于口才好、积极活跃的人，说话演讲都很有煽动力。具有天然的学生领袖的气质。可是，中国的政治是残酷的，内战期间的时局瞬息万变。很快地，父亲就感受到了现实的危险。当发现学校当局要逮捕他的时候，他不得不在毕业前匆促离校。那是1948年，父亲 22 岁，离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还有一年。他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回到了家乡虹桥，参加芙蓉镇游击基地新政权的筹建工作。（真是塞翁失马，世事难以逆料。“1948 年参加革命”，这一个事实，后来居然成了我父亲后半人生长达 30年的最大祝福了。这当然是后话。）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年，1950 年 8 月，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父亲 24 岁，已经是一位有丰富的斗争经验的青年精英，一名现代意义上有政党归属的职业革命家。从此，他的人生命运与这个政党紧紧地绑在一起了。从现在倒回去看，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里，一个人的命运犹如一颗身不由主的渺小的石子。可是，处于当时境遇里的父亲，一定不会这样想、这样看的。他一定会觉得自己有无数多其它的选择。他不怕危险、投身革命是出于自己内心里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社会正义的渴望。
接下去的5 年（1951--1956），新中国成立后日新月异。青年才俊、意气奋发的父亲一定觉得自己生逢其时，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的洪流。他担任基层政府的组建工作，如初生牛犊，精力充沛，活跃在乐清、虹桥、温州的新政权商业和财务系统筹建事业中，新生政权也重视父亲的商科学历。在那五年里，父亲在历任温州专区供销社计划科科长、温州专区供销社工作队队长、温州专区渔业生产指挥部总经理，一直到他 29 岁那年，担任浙江省供销总社工农业生产资料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温州市五金交电化工染料五大公司总经理职务为止，可谓在仕途上春风得意了。可是，说起来还是叫人有点心酸，如果单单用所担任的官职来看，父亲在 29 岁的时候，已经达到他的人生顶峰了。在以后的仕途上，几乎都是曲折徘徊、浅滩激流。父亲在晚年时回顾自己一生时，对此也不免唏嘘，引为憾事。